每一場戰爭都有戰後之事（Every war has its after-war），此即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2004年出版的《危殆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以及2009年出版的《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所反思的主題：媒體如何講述戰爭、如何有所分別地打造傷害的形象、全新的主權機器如何處置戰後之事，諸如無限期羈押與虐囚等等。
戰爭的義理往往不只單純的生死搏鬥，看似純粹毀滅的行為其實有一個無形的框架，它規範了暴力與受苦應該要有的限度，進而認可哪些生命樣態，才是具有「可哀悼性」（grievability），值得被紀念或哀悼。
對戰後之事的反思，我們也將在本課程中藉由深入閱讀《戰爭的框架》，討論巴特勒自90年代以來化用法國哲學家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並「告別傅柯」的思想歷程，以及其暴力批判的基進意涵。
傅柯並不關注生命因為戰爭、法律與規範等等框架而在可哀悼性上所造成的落差，被公開處刑的重犯與校園中被訓導處抓服裝儀容的學生，對傅柯來說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不過生死機制的不同效應展現而已。這是為什麼德勒茲敏銳看到後期傅柯其實是被完全困住了，「死亡」終將漠視生命，而生命最終會震驚地發現自己逃不掉，既然逃不掉，乾脆也以同樣的冷漠無視死亡，這種一切皆徒勞，但死亡帶不走我身之快樂的末世基調，自然不可能開展出任何鄂蘭式集體性的生意政治（politics of vitality）。
巴特勒極為任性的宣布所有針對生命的框架，全都無效。這產生了弔詭的後果，畢竟生命如果沒有受到任何框架的擺佈，原則上就不存在可哀悼性落差的問題。而這正好是巴特勒轉向勒維納斯，而非尼采或史賓諾莎的核心理論環節，生命從不是因為死亡的凝視、漠視或無視而成可哀悼或不可哀悼的生命，生命自始即倖存，自始即脆弱的倖存者，勒維納斯哲學中他者與主體不對稱的倫理結構在這裡被轉化成一種強大的共感連結，我的脆弱，我倖存的生命來自於我們，也就是你們，來自於我們在身體層次上的相互糾纏，也就是你身亦我身。
不若傅柯那樣無視死亡愉悅的活著，巴特勒的我身之倖存，總是一群人帶著死亡的效應，帶著無可共享的脆弱，歇斯底里的要活著、倖存下去。此即其暴力批判的基進意涵：「非暴力的力量」（the force of non-violence）既不是和理非非，也沒有框架生死的冷靜，而「始終都是一個狂噪的過程」，是以「非暴力之名進行的暴烈」。
從戰後之事、危殆的生命，再到對我身與暴力，我們希望在這期的課程中，用巴特勒自己的話來說，去深切感受她的提問（address）與籲求（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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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第一週（4/15）｜危殆與可哀悼的生命：《戰爭的框架》，平裝版導論
第二週（4/22）｜我身倖存，而我生非獨我：《戰爭的框架》，第一章
第三週（4/29）｜影像如何殺戮？《戰爭的框架》，第二章
第四週（5/06）｜主權機器外一章，羞辱的政治：《戰爭的框架》，第三章
第五週（5/13）｜一種顯現的普遍異議政治：《戰爭的框架》，第四章
第六週（5/20）｜非暴力的狂噪力量：《戰爭的框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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